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近来，有关中共创建史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关注，但相关研究基本上仍处于微观考证阶段，尚缺乏宏观的体系建构。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共创建史，构建全面系统的中共创建史观，不仅是回答中共创建史许多重要问题、有效弥合学术观点分歧的根本方法，也是厘清中共建党精神、探究红色文化起源和由来的基本路径。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中共创建史研究不仅要有微观的考证，也要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既有内在的规定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作用的产物。

回望上世纪20年代初，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地上，无论就地理位置、水陆交通、通信条件和市政设施而言，还是从经济水平、政治体制、文化特征和社会结构来看，上海形成了信息系统、社会基础、交通系统、邮政通信、组织系统、安全系数等六大系统，确实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性。

由此，我们党在上海诞生是历史的必然，中共创建过程中的几次重要会议在上海召开也是必然。其他的偶然性因素，与必然性结果是有机统一的。

尊重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原则

任何重要事物的发展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总要分阶段地逐步发展、不断完善。我们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必然有一个较为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

就历史实际而言，我们党的诞生历程涵盖1920年党的上海发起组成立到党的二大召开。两年间经历了三次重要会议，即“两年三会”，才完成了从局部到全国、从团体到政党、从雏形到完备的建党伟业。

第一个重要会议是1920年6月（一说8月）在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即党的上海发起组。

这是一个具备政党雏形的无产阶级革命团体，但没有明确的领导机构，也没有规范的政党章程，不能作为我们党正式诞生的标志。

第二个重要会议是1921年7月底到8月初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的一大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党的中央局，标志着中央领导机构的建立，也标志着我们党从地方性革命团体成长为全国性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第三次重要会议是1922年7月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的二大会议。

这次大会不仅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而且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一党章总结了党的第一个组织成立以来在组织建设方面的经验，规定了党员条件、党的组织、党的纪律等，从而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政党。

党章是党的根本性文献，是区别于其他政党与社会组织的显著标志。首部党章确立了党的建立和建设的根本遵循，标志着建党伟业的最终完成。

置于特定的地理空间来把握

先进分子的建党活动主要集中在以筹备建党大业的陈独秀寓所——老渔阳里2号、培养党的干部的外国语学社所在地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地——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为中心的“红色一公里”范围之内。

据上海市政协有关“红色一公里”历史风貌区的提案披露，这一区域实际上星罗棋布地分布了数以百计的红色文化遗迹。

例如，不仅有一大会址以及聚集革命青年的《星期评论》社和《民国日报》社，还有一大代表下榻的延庆里博文女校；不仅有印刷《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点燃信仰之光的又新印刷所，还有新老渔阳里之间那条贯通南北的“共产主义小道”。

“红色一公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建党活动空间，流传着许多感人的红色革命故事，值得深入挖掘、系统整理与生动呈现。

全面总结和展现建党精神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党在创建过程中先后形成的“渔阳里精神”“《共产党宣言》精神”和“红船精神”，可以说构成了建党精神的完整谱系。

“渔阳里精神”产生于新老渔阳里。这里不仅是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也是我们党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初心之地”。“渔阳里精神”具体体现为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报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其根本特征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共产党宣言》精神”产生于浙江义乌和上海，以《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校对和印刷地为标志。我们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其根本特征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求真精神。

“红船精神”产生于浙江嘉兴，以党的一大最后一次会议的召开和一大闭幕为标志。“红船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三个方面，其根本特征是不畏艰险、坚定信仰的奋斗精神。

总之，只有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来厘清建党历程、准确把握建党精神，才能科学、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把握中共创建史。（ 郑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