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生活中，玉米是主角——办公桌上放满了玉米棒子，外出就是天南海北看玉米，名片上印着卡通玉米形象，他还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叫“玉米团长”。

“研究玉米是我的工作，甚至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越研究，越着迷。”赵久然说。这位在“玉米圈”数一数二的农科专家，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研究员。30多年来，他秉承“科研为生产服务，在生产中找课题”的理念，用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热忱，诠释着一位农业科研人员的家国情怀。

守好中国农业的中国“芯”

时至今日，谈起36年前的选择，赵久然依然说：“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1986年，赵久然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工作。那时适逢出国潮，不少同学同事忙着“考托”出国。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也曾心动过。但一本名为《诺尔曼·布洛格》的书改变了他的想法。“诺尔曼·布洛格都能去第三世界国家的偏远小镇搞科研，国家培养我这么多年，更应该为自己的国家作贡献。”

说到做到。赵久然刚工作不久，就主动申请到当时条件艰苦的京郊玉米主产区延庆蹲点搞科研。“我出生在北京平谷农村，小时候常到地里干活。”赵久然说，“再次走进农村，是要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用到生产中。”

6年间，他跑遍了延庆20多个乡镇，和技术人员、农民一道，寒来暑往，天天泡在田间，播种、除草、浇水、收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完成了中低产田开发、旱作农业、保护性耕作等多项科研工作。

当时，赵久然研究的是玉米栽培技术，但在实践中，他发现很多技术推广起来效果并不理想。相比之下，农民对于良种的迫切需求却始终不变。“有了良种，不需要增加投入，就能显著提高产量和品质。”反复考量后，赵久然决定：从研究玉米栽培技术改为研究玉米育种。

1993年回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后，他一边收集育种资源，一边向研究育种的老师请教。1997年，农科院成立玉米研究中心，赵久然任主任。创业之初，只有4名技术人员、3名后勤人员、4亩试验田和几间临时办公用房。

“几乎从零起步，没经费就借钱买设备。没有固定的育种基地，就临时租一块。”赵久然说，那时候，他搜集玉米种子，简直着了魔。一次，去国外考察，他看到广场上有人用玉米喂鸽子，就抓了一把带回来作为材料研究。

为及时查看玉米长势，选取最优的育种材料，赵久然带领团队成员一年到头随季节奔波：夏天在北方，冬天奔海南，还要到全国各地的试验点调查。为了不耽误白天的工作，赵久然经常选择夜航。

2000年，玉米中心选育的“京科2号”“京早13号”两个品种通过审定，开始在京郊大面积示范推广，玉米中心第一次实现自我造血。

进入21世纪，作为全球第二大玉米生产国和种业市场，越来越多的国际种业巨头开始进入中国，他们凭借上百年的研究积累和先发优势，迅速占据领先地位。虽然玉米中心达到了每年审定5个以上玉米新品种的育种速度，依然远远不够。

“当时，国内很多单位和育种人员开始跟随和模仿国外品种。”赵久然认为，模仿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走，长此以往会形成对“洋种子”的依赖。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绝不让‘粮袋子’受制于人”，赵久然暗下决心。

“要想赶超，实现并跑甚至领跑，必须另辟蹊径。”赵久然说：“将国外优异种质的高产优势，结合我国特有的‘黄改系’玉米种质的适应性优势，形成新的杂优模式。”

但是，选育一个优良的玉米新品种谈何容易。“像在黑屋里摸索，在大海里捞针，需要万里挑一。即使各环节步骤都顺利，也要平均耗时10年。很多育种家一生也只能育成几个品种。”

育种需要知识智慧，也需要汗水浇灌。每年七八月是玉米授粉高峰期，赵久然和团队育种人员经常早上7点前就到地里，晚上7点多才返回。烈日炎炎，在试验地里逐棵观察，套袋授粉，走几万步是常态。

十年劳苦，育种功成。2011年，赵久然团队育成的“京科968”杂交玉米品种正式通过国家审定。在产量、品质、抗性、适应性，以及制种方面都超过了国外品种。通过多年大面积示范推广，现在“京科968”已成为我国累计种植超过1亿亩的主导大品种，增产粮食100多亿公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帮助农户增产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20年来，赵久然团队培育出100多个优良玉米新品种，并通过科企合作的方式，全部实现产业化和大面积推广应用。看着试验玉米枝叶繁茂、长势喜人，身为党员的赵久然坚定地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守好中国农业的中国‘芯’，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农民的需求就是研究方向”

“种子不好，丰收难保，种子不纯，坑死活人。”种子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玉米收成。由于玉米品种繁多，每年都会有假劣种子流向市场，为种植户带来严重损失。

“因怕买到假种子，有的农民会多选几个品种试试，跟做试验差不多。”赵久然说：“光从种子外表看，就是品种管理部门、育种专家也很难分清。要是能有一种技术方法，在农民播种之前就能够快速识别出种子的优劣该有多好啊！”

“有次聊天，一个研究蜜蜂的专家提到，用同工酶技术鉴定蜜蜂。受他的启发，我们把这个方法用在了玉米种子鉴别上。”赵久然介绍。

自1993年起，从最初的同工酶生化标记，到之后的RAPD、SSR分子标记，再到SNP新一代分子标记，赵久然团队不断探索，最终建立起快速、准确、稳定的检测技术体系，并构建了已有10万多样品、全球数量最大的中国玉米标准SSR-DNA指纹库，涵盖了我国目前主要的玉米杂交种和自交系，为品种审定、品种真伪司法鉴定、维护农民利益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以往鉴定种子，要种到地里长出来看，需要一个生长季甚至一年时间。如今有了分子指纹鉴定技术和指纹库，一天就能出结果！”赵久然把这看作是“科研生涯中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2021年春，赵久然到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苏家峪村给农民讲授玉米良种良法配套技术。会议室变成追星现场，玉米种植户们兴高采烈地和赵久然聊起来。

“我家去年种了100亩‘京科968’，每亩收了1300多斤，一亩地增产300多斤。”“这种子好啊，抗旱、秆硬、抗风，病虫害少。”

除了北京，赵久然还把良种和技术送到全国多地。在对口支援的内蒙古通辽市、河北省涞源县南屯村和黄土岭村、海南省乐东县爆旺村、赤龙村等脱贫村，都有赵久然团队的身影。他们研发的高端特色玉米品种，成为全国很多地区脱贫增收、种植结构调整、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

“农民的需求就是研究方向。”赵久然说，“科技创新的力量很大，科技帮扶一定要取得实效、要实现普惠，让广大农民享有真实的获得感。”

“做真正有价值的科研”

多年攻关研究，赵久然既培育了品种，也培养了人才。

“要因材施教，根据其特长确定研究方向。”赵久然说。

现已是我国玉米DNA鉴定首席专家的王凤格，2001年硕士毕业后，来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从事作物品种鉴定技术研究、应用及推广工作。赵久然考虑到王凤格刚进入玉米中心，就让她承担玉米DNA指纹库组建工作。“组建指纹库可以说是从零开始，虽然难，但我很感兴趣。”王凤格说，“赵老师让我们放手去做，碰到问题，再一起讨论研究。”

积极引导，让研究人员做想做的事，做能创造价值的事，是赵久然带团队的理念。

研究员王元东，1997年从中国农业大学本科毕业后，遇到了赵久然。

“招聘时，我发现他热爱育种，有想做事的渴望，就招了进来。”赵久然说。

果不其然，王元东进入中心工作后，勤勉肯干，尤其在育种方面，有悟性爱钻研，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赵久然为其确定了玉米育种研究方向。

20多年来，王元东一直专注于培育良种。“育种需要团队十年甚至数十年的坚持，要一代代人传帮带研究下去，不断优化。”王元东说，“赵老师教导我们，要深耕，朝着一个方向持续做下去。”

正是由于赵久然坚持术业有专攻，通常情况下，研究人员育出一个品种需要10年，但在赵久然的带领下，只要5—6年。如今，团队中的王元东、卢柏山、王凤格等已分别在大田玉米育种、鲜食玉米育种、DNA指纹构建等领域独当一面。

挑选人才，赵久然的主要标准不是学历，而是能不能脚踏实地、有责任心、有敬业精神。不论是本科、硕士、博士，还是农民工，就连农科院的一名保安，都成了赵久然育种团队中的重要成员。

一个单位的核心竞争力是“人”，如何让中心每个人都能发挥各自优势、各司其职、人尽其才？赵久然遵循一个原则——公平。

中心共有在职人员183人，其中聘用人员等有100多人。赵久然坚持聘用人员和在编人员同工同酬，享受同样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以检测中心为例，其下设的4个研究室中，有3个研究室的负责人是聘用人员。中心设置十项奖励，覆盖所有类型的岗位，而且面向所有在编和聘用人员。在他带领下的中心，科研人员待遇提高，队伍稳定，充满和谐向上的气息。

“做真正有价值的科研。”30多年来，赵久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躬身践行科研为生产服务，用务实的精神影响团队成员。

王凤格回忆：“DNA指纹库组建之初，没有立项，没有科研经费，但赵老师认为，这个事情有意义、有价值、有产业需求，可以做。”

2017年，赵久然又在没有立项、没有项目资金的情况下，大胆组建基因编辑研发团队。他说：“基因编辑是目前生物育种前沿和制高点，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只要方向正确，并且有利于国家，这件事就可以做。”5年来，基因编辑团队已在基因编辑效率、编辑范围及精准性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研究结果在NP等国际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多篇，申请专利37项。

20多年来，玉米中心从一个只有4名科研人员的团队，发展成一个拥有百余名敢于攻坚、勇于创新的科研人员的团队，并先后入选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创新团队、北京学者及“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及创新团队，赵久然在其中功不可没。

军功章的背后，藏着赵久然的家人对他的莫大理解和支持。赵久然很少休假，经常缺席与家人的相守和团圆，类似陪妻子逛街、送孩子上学这样的事，他做的不多。妻子朱兵说：“不仅是他选择了玉米，玉米也选择了他。我支持他做国家需要和自己热爱的事业。”（本网记者：张玉洁 ）